對“冷漠“的有感而發

上次上課所談論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冷漠的例子應該是最激烈的了！馬丁泥莫拉寫過一首詩：「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站出來說話
——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
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這個社會之所以會變得冷漠、你之所以會感到冷漠正在發生，我想都是因為我們縱容它發生！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們愛恨分明，雖然有時會說白目的話，但是我們對喜歡的人是百分之百的付出，不會想求得什麼回報。但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這個社會漸漸把我們馴養成守規矩又冷漠的人，在上學或上班途中我們會乖乖排隊搭車，但是看到一個蹲在地上看起來不舒服的女人，很少人會偏離本來的路線向她走去，大多數人都是想著「我好忙！等一下要考試！反正總會有很閒的人幫忙她的....」這就是我們自己堆積起來的冷漠！當我們忙著抱怨這世界充斥著冷漠的人、當我需要幫助時，都沒有人想幫我時，我們是否該想想自己平常是不是也用冷漠的眼神視若無睹地走過需要幫助的人身邊呢？

    今天在回家的捷運上，人有點多，剛好前方有一個空位，我眼角看到一位抱著嬰兒的婦女上車，我就看著他希望他可以來這裡坐，不過他走向了車廂的另一邊，我以為另一邊也有空位也就沒叫他，位子讓一個抱著書的女人坐了！沒想到幾站之後，人變少了我竟然看到剛剛那位抱著孩子的媽媽還是站著的！！！終於博愛做空了出來，那位媽媽如釋重負地坐下！但是我卻十分後悔自責剛剛為何沒有叫住那個媽媽，如果我有開口就好了！但是我也十分不解為什麼他們不讓座給那位媽媽？轉頭一看，大家只是低頭拼命的滑手機，沒有人有空抬頭注視一下一個辛苦的身影！

    之前搭捷運時也遇到“阿公讓座給阿公”！當下的心情也是義憤填膺啊！雖然說外國人都說我們台灣人是最友善的人，但是從小地方我也看到了“冷漠”！不去關心就是一種冷漠！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我要關心非親非故的人？我想當你看到媽媽努力在捷運上保持平衡、一邊護著懷中的孩子的樣子，你不會心疼嗎？當你看著顫巍巍的老人家，在搖晃的車廂裡顛來倒去，你不會想扶他一把嗎？我們之所以會冷漠以對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沒有張開眼睛去看！！就像猶太大屠殺，許多人閉上眼睛拒絕瞭解這件事！所以當你真的遇上需要幫助的事情了，你就會深切地感受到大家的冷漠！

    所以我覺得解決冷漠要從自身做起，我們不要吝嗇給予別人幫助，也不要忘記張開眼睛看看需要幫助的人，就算只是一個讓座、扶他一把、給他一個方便...都是溫暖人心打破冷漠的一小步呀！就像《把這份愛傳下去》書中所描述的一樣，讓我們自己一點一點的改變世界，即使只有一點也是一種改變！

    以上是我今天對自己有點冷漠的反省和啓發和有感而發！請不吝批評指教謝謝大家！

試論冷漠

1.同紹恩的看法，談法律上冷漠是不是一種權力，沒有甚麼討論空間。

2.有爭議的是在道德義務上，冷漠是不是一種權力。私認為前一篇紹恩貼的文和佳杰的補充皆很完整，所以我想討論另一件事，我們該將冷漠評價為道德上絕對不應然之事嗎?

3.要討論該不該冷漠，我認為要先確立對「哪個客體」冷漠。我認為冷漠的客體有二種：對弱的漠視、對惡的放縱。

確立了客體後，如果要證明冷漠在道德上完全不應然，全稱命題，只要能找到在某種狀態下冷漠比起不冷漠在道德上更應然，便推翻其論證。因此，的確在一些狀態中還是必須要不冷漠，這我不否認，但重點還是，當一個態度必須成為道德要求和義務，就必須在除極端狀態(我並不會用此作論述)外，皆是最好的選擇。

4.對弱的漠視

這似乎是最沒有討論空間的冷漠，道德上我們似乎該盡全力扶助弱勢，如公車的讓位、對於災民的捐款等等。

但這裡其實隱含一個關鍵的命題，甚麼是弱？弱的定義是相對的，還是絕對的？

如果討論對弱的漠視用的是相對的定義，那會有幾個問題。

年薪150萬的家庭在經濟上勢必比年收入70萬的家庭強勢，但如果在道德上我們應該要求前者捐助後者，似乎很烏托邦，但這種試圖抹煞社會階層的舉動，在歷史上目前被證明為不可行，會摧毀一個社會的建置，或陷入均貧的狀態。因為他否定個人的機運，更重要的，努力。

由此可證，在弱的定義為相對的前提下，如果要維持社會的存續，強者必須輔助較弱者，不能成為一個道德上的義務。

而弱如果是絕對的，那第一層挑戰就會是，甚麼是絕對的弱？

但就如同社會學家對絕對貧困，至今未有解釋，我想也沒人能定義出絕對的弱。不過秉持著討論的熱情，就姑且把孕婦、災民、路上的受傷者、被搶劫者都視為絕對的弱勢。

在面對這些我們暫且視為絕對弱勢的族群，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對他們保持冷漠。因為社會學家告訴我們，道德的存在其實是為了要讓群體更強大、繁盛的存活，所被制定出規範大眾的價值觀。如果我們對絕對弱勢的群體都可以保持冷漠，那社會中的個體將沒有辦法有任何的安全感，人都有可能遭遇急難、都有可能會走入老年，如果大眾對於弱勢可以冷漠，投射到那些弱勢的個體將會對社會失去信任，進而導致集體的破碎。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甚至我們要推崇對冷漠的鄙視，某種程度上也是在為自己買保險。互相的不冷漠，才能創建社會的集體穩定。

而就算有一些假裝自己為絕對弱勢（假車禍、謊報災情帶來的損失etc），面對此類族群我們需要拆穿他們，但不代表對於真正的絕對弱勢族群，我們不應該伸出援手。

再來，有些人會批判我們伸出的援手過多，例如乞丐的月薪5、6萬，或災民拿到的錢遠遠超過他們回復原狀所需要的。但這同樣不推翻不應該冷漠的論證，頂多說明，我們的援手不一定要是金錢，和有效率的運用大家的幫助。

因此，在假定某些族群為絕對弱勢，排除極端例子和濫用的情形，對於其的冷漠，有被道德非議的正當性。

5.對惡的漠視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說「我們可以不記得敵人的大放厥詞，卻忘不了自己人的沉默不語」；納粹時的牧師也說：納粹殺共產黨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納粹殺猶太人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納粹殺天主教徒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當納粹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替我出聲了！

如同紹恩所言，沉默和冷漠往往助長邪惡，甚至可以被解釋為邪惡。面對強暴女兒的丈夫，選擇沉默，這真的是非常令人髮指的冷漠。

面對單純的惡，我也認為不該漠視，但我卻認為，不應該將「社會大眾」對惡的漠視，進行道德上的苛責。

分兩個層次論述

一是我認為不像「弱」，怎樣定義都不會出現社會問題，對於惡的定義，必須要非常苛刻和審慎，但人類很難做到完全正確的定義。比如古代社會，女子表達太多意見，就會被視為惡，在歐洲被當作女巫的往往都是敢言的女性。在當時的社會，對於惡的不漠視就是殺死這些女性；同理可套用到同性戀，基督教會把同性戀視為罪，難道要用道德要求基督教會攻擊同性社群嗎?

所以我在前段強調，我所說的是對於社會大眾的道德要求。司法機關對於一些違反人權、破壞社會安定的惡不能漠視。

二則是在有司法機關介入的情形下，人民對於較確定的惡，我也不認為應該必須不冷漠。因為當民眾不冷漠，往往出現未審先判、人民公審，或過當地逞罰一個個體。如媽媽嘴的案例，呂炳宏等人確定無罪，卻早已被不冷漠的民嘴們定罪千百遍，近來的南一中案例，我個人也認為其承受過多的道德非難。過當的正義，就不再是正義了。

由此可見，在許多非極端的例子(歷史中不斷發生)，我們都可以發現冷漠或許反而給彼此空間，反而給正義空間。

因此對於惡，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用道德強迫社會大眾不冷漠。

6.所以我的結論是，對弱我們要盡量伸出援手，但對於我們所認定的惡，我們要有智慧的不冷漠，甚至要在特定的時刻，情願讓激情冷卻。

老師上課所提的例子，我們應該打電話叫警察或當下制止，但不應該將其行為貼上社群媒體，讓世人公審。我們也應該要支持司法的改革，卻不應該在不理解法架構或基本概念，如無罪推定時，就上街要求懲罰法官。

有激情是好的，不冷漠也是該被珍惜的，但有智慧是更應該被追求的價值。

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張娟芬 殺戮的艱難 序文

看到佳杰分享的貼文，深有感觸，但台灣還是有溫情，而站在大眾角度思考，不自詡菁英的廢死者，故分享。

文長，抱歉。

１湯英伸還是王文孝？

出了《無彩青春》以後，第一場演講就有人問我：「妳對死刑有什麼看法？」我心裡「唉呀」一聲，感覺好像作業還沒寫完，就被老師點到名了。

提問的確實是一位老師。那是一個為有意在國中國小任教的準老師所舉辦的人權營。

我知道反對死刑才是政治正確的。先進國家都已經不執行或正式廢除了死刑，而且我認同的多數社運人士都這麼主張。理由之一是：許多死刑其實是誤判。理由之二是：生命無價，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理由之三是：將人處死只是無意義的報復，使人悔悟豈不更好。理由之四是：犯罪有那麼多遠因、近因，為什麼罪責卻僅由罪犯承擔？理由之五是：死刑並未嚇阻犯罪，更沒有解決問題。理由之六是……。

一定還可以繼續列下去的，但是我想了想，抬起頭來對「老師」說：「我不知道。」

有一些時刻我是希望有死刑的。有一個朋友借我一本古怪的攝影集。或者說，是一本照片簿子。那是五○年代的一個美國警探，不知為什麼蒐集了好多死亡照片，做成一本剪貼簿，裡面全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死像。上吊的，開槍自殺的，生怪病死的。當然也有很多被謀殺的。

每一幀照片旁邊，怪警探會用老式打字機註記簡單的案情。有幾張照片看過就不會忘記。其一是一個女人被大卸八塊，手臂從關節處裁下來、胸腹中間整個剖開、陰部被割下、鼠蹊與膝關節處都切開了。兇手是個廚師，典型「傑克開膛手」那種恨女人、殺妓女的犯案手法。其二是一個亞裔女人的臉部特寫，右眼還睜著，左眼及以上的頭殼已經被打爛了。兇手是她先生。其三是一個女人肚破腸流、面目全非。警探的註記說明，她先生因懷疑她不忠，當著她母親的面殺她，她尚未死絕，他便已動手分屍，並用絞肉機重擊她的臉。

我得很努力才能提醒自己：年代久遠，當初的辦案技術想必粗糙，裡面應該有很多「兇手」其實也是被冤枉的。即使如此，看到那些嫌犯無罪開釋的案子，我還是感到餘怒未消。我從來沒有這麼期待死刑。

有一些時刻，我找不到理由說：「不要處死刑」。例如，就說王文孝吧。看過了吳銘漢夫婦命案的現場照片，也看過他們的頭顱骨，那刀痕，下手的力道，歷歷在目。我自問，假如王文孝還沒執行死刑，那我會怎麼說？殺？不殺？

王文孝是個沒人疼愛的小孩，關於他的悲劇，想必在血案發生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經開始了。他被槍決以後，他的父親甚至拒絕收屍。我對於他的人生未必沒有同情，但是我也想到他最後所寫的那份覆判狀。先前他至少承認他是主謀、他提議去吳銘漢家偷東西；在覆判狀裡他忽然改口說蘇建和才是主謀，他只是「無意間」提供了作案地點。先前他至少承認他因為驚醒了吳銘漢，一時慌張便下手砍殺；現在他忽然改口說是吳銘漢先向他衝過來的，他只是為了自衛，所以希望改判「過失致死」。

王文孝沒有悔過。他殺死了人，還誣賴說是死者先動手；他沒有誠懇的面對自己的錯，沒有負起責任，對那些被他傷害的人，也沒有感到歉意。這怎麼原諒？

得先有一句真誠的「對不起」，然後才可能有一聲寬容的「沒關係」。那叫做原諒。如果打人的人得意揚長而去，被打的人只敢對自己咕噥說：「就當作是被兒子打了」，那不叫原諒，那叫阿Q。當罪犯還在諉過卸責，我們要從何原諒起呢？

我也記得湯英伸的案子，雖然已經快20年了。原住民青年隻身到台北找工作，職業介紹所讓他到洗衣店幫忙。他做了九天覺得太累，打算索回他的身份證與九天的工資，不幹了。結算工資時才發現薪水還不到職業介紹所承諾的一半，而且洗衣店老闆說，他可是付了仲介費給介紹所的，湯英伸才做九天，得賠償他的仲介費。算起來，湯英伸倒欠了一筆錢，所以老闆不肯還他身份證。兩人爭執、扭打，湯英伸隨手拿拔釘器重擊老闆，以及聞聲前來的老闆娘與小女兒。三個人都死了。

湯英伸是個力爭上游的原住民青年，出身於部落裡受敬重的家族。他英俊，聰明，人緣好；會寫歌，彈吉他，撐竿跳。殺人是一時衝動的偶然，原漢的不義結構卻是存在已久的必然。這是一齣再典型的不過的悲劇，而湯英伸再貼切不過的詮釋了悲劇英雄的角色。

他被判死刑。許多社會人士高呼「槍下留人」，但救援失敗。他的痛悔，現在看來仍然那麼真切：「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湯英伸是死刑犯裡的模範生。王文孝則是死刑犯裡的不肖子。反對湯英伸的死刑大概是比較沒問題的，至少我反對；但我們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嗎？

２反死刑經典名案

有人說丹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辯護律師。他經手許多喧騰一時的案子，芝加哥綁架案可能是其中最具爭議性的。

那是192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打完了，而世人還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等在後面。兩個吃飽飯沒事幹的年輕人，為了享受聰明的感覺，決定幹一件超完美謀殺案。

婁伯（Loeb）與李歐普（Leopold）都是19歲，家裡有錢有地位，司機專車接送，住在豪華社區。婁伯高大俊美，是芝加哥大學的風雲人物。李歐普身體不大好，但也一樣早慧：他會說15國語言，去年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也是鳥類專家。李歐普迷戀婁伯，而婁伯迷戀犯罪，一件惡行就這樣開始了。

他們租了一輛車，捉了一個14歲的鄰居小男生巴比，在車上就殺了他，然後向巴比的父親勒贖一萬美元。這位父親正要出門的時候，電話來了。巴比的屍體找到了。警方循線細心追查，漂亮破案。

猶太社區非常傷心，因為這兩個年輕人都出身富裕的上流猶太家庭。「幸好」被殺的巴比也是猶太人，所以不致引起種族衝突。兩人似無悔意。根據芝加哥論壇報，李歐普說：「奇怪我們怎麼會被抓呢？我們演練過好幾遍呀。這只是個實驗罷了，跟昆蟲學家釘住一隻甲蟲沒有不同。」婁伯則說：「這只是我人生的過程而已。我會去坐幾年的牢，但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有個全新的人生。」

他們的冷血令美國人為之沸騰。當時的處決方式是絞死。巴比的母親很傷心，但她不是「以牙還牙」那一型的人。她說她不想看到婁伯與李歐普上絞刑台，但她希望問問他們兩人，巴比死的時候痛苦嗎？李歐普從報紙上讀到這段訪問，他的反應是：「很高興。」「高興什麼？」「她的復仇心並不強，那對我們有利。此外，也有一點不好意思，不多啦，大概有一點點吧。」

丹諾時年67，接了這案子。

檢方預料丹諾會主張心智喪失而做無罪抗辯，但出乎意外的，丹諾一開庭就撤回無罪抗辯，當庭認罪。如果被告辯稱無罪（不管什麼原因，「不是我幹的」或者「心智喪失」），就要組陪審團來審；但如果認罪，刑期輕重只要一個法官就可以判了。現在情勢是「人人皆曰可殺」，當然不要陪審團比較好。而且陪審團有12人，判死刑很容易，因為責任被分攤掉了。如果讓單一法官來判，則兩人或許還有生存機會。還有一個原因是兩人被依謀殺與綁架兩罪起訴，假如綁架沒有被判死刑，檢察官就會再將謀殺部分拿出來審，他們不太容易兩次都逃過死刑。認罪了就可以一次解決。

隨後的庭訊裡，丹諾從不忘記「威脅」法官。「庭上，如果這兩個男孩被吊在絞架上，那一定是您。沒有人能分擔您的責任，您無法說，您只是少數服從多數。」這案子有兩位檢察官，但丹諾特別眷顧其中一位，因為這位先生很倒楣，剛好姓「Savage」——「野蠻」檢察官！

丹諾的結辯長達12小時，成為反死刑論述的經典。他說，當律師這麼多年，每一個案子檢察官都會說，這是史上最殘酷最冷血的犯罪。但其實被綁架殺害的巴比並未承受太多痛苦，他從上車到死亡總共才15分鐘。「這是一個沒有意義、沒有目的、沒有動機的犯罪，整個案子裡沒有一絲仇恨或惡意；他們沒有機會殘忍哪，除了死亡本身就是殘忍。」

丹諾論述的重點是，婁伯與李歐普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他們腦筋有問題，根本不是正常人。他們也不可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整個世界才剛打完一場大戰不是？每一天殺掉幾百人幾千人都司空見慣，那麼你說，婁伯與李歐普的壞念頭是哪裡來的？「天命無違，天地不仁。天意的運作是神秘的，我們都是天意的受害者。我們變怎樣不是我們能左右的，老天爺掌控一切，而我們只能演自己的角色。」丹諾認為，倘若我們處死他們，則仇恨只會繼續餵養仇恨。

檢察官則嘲諷丹諾將犯罪原因歸罪於世上每一人每一事，唯獨被告本人一點責任也沒有。「倘若他們兩人有兔唇的話，丹諾先生大概會要我為起訴他們道歉！」檢察官說，丹諾訴求的是心而不是腦。「巴比有權利活著。但那兩位腦子聰明而沒有心的年輕人，卻決定讓巴比去死。」

最後，丹諾的策略奏效，法官沒有判死刑。謀殺部分判無期徒刑，綁架部分判99年。

婁伯與李歐普在獄中教受刑人讀書。約十年後，婁伯被獄友以刮鬍刀片殺死，得年32歲。李歐普則在服刑33年之後假釋出獄，出了一本書：《Life Plus 99 Years》。他認為婁伯從未後悔殺人，頂多悔恨被抓。他自己起先亦無悔恨，許多年後才有，十年之後到達頂峰。他不能理解自己當時犯案的心態。

李歐普出獄後去波多黎各拿了一個碩士學位，教數學、研究鳥類、結了婚，度其餘生。66歲過世。

３丹諾案的反思

我讀丹諾辯詞的時候，深深覺得歷史是那麼不公平、不可靠。那麼受人推崇的歷史文獻，但我讀來只覺得薄弱、矯飾，反而激起我的反感。例如他說被害人才15分鐘就被打死了，那不算受苦——這是什麼話？15分鐘的死是很漫長的，那15分鐘又不是在看電視！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則絞刑又何殘酷之有？把婁伯與李歐普吊上去，不用一分鐘他們就死了，按丹諾的標準，算得上是享樂吧。

我因此得到一個啟發：反死刑論述不要美化罪犯，不能袒護罪行。否則效果適得其反。（讀到「不算受苦」的說法，我簡直一不小心就會昏了頭說：「快判他們死刑！」）

丹諾式的辯詞最後會推出一個結果，就是反對任何懲罰。一個人如果做錯事，那是因為他窮，他命不好。假如像婁伯與李歐普，既不窮，命又好，還做錯事，那他們就是瘋了。

一切都是「情境使然」。但如果可以把一切推給抽象的文化社會，那還有什麼案子辦得下去嗎？我們抓到一個政府官員貪污，他可不可以在法庭上說：從小我看我爸爸賣菜的時候都偷斤減兩，而周遭公務員無不喝茶看報，所以我就學壞了？毆妻的男子是不是應該拿著女性主義教科書上法庭說：你瞧瞧，這社會很父權，我就是這樣被刻板印象養大的，所以我當然會打老婆囉，不能怪我。那怪誰呢？怪天好了。

不過丹諾「反對任何懲罰」的立場至少是一致的。他的意思是，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要老是柿子檢軟的吃，把責任歸於罪犯然後想消滅他了事。他認為對罪犯還是應有所處置，可是應該是輔導式的，不是現在監獄這種仇恨懲罰式的；更不是死刑這種一了百了一勞永逸的。

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是或許他當年面對的監獄管理是很不人性的，所以有此看法。第二是他確實認為應該把罪犯視為病人。罪犯與病人的並置或替換是很有趣的概念；把罪犯當病人的丹諾顯得厚道、溫慈，而我們卻不時把病人當罪犯（例如SARS橫行期間，以及大眾對愛滋病的態度）。

這是第二個啟發：用丹諾式的「情境使然」的理由來反對死刑，終將走到「反對一切刑罰」的地步。（我們要不要走那麼遠？）

但更引我注意的是末了那個或許並不重要的細節：李歐普十年以後後悔了。

李歐普與婁伯顯然不是湯英伸那一類，而是王文孝那一類，且猶有過之。他們事前預謀，事後無悔，家境優越無可同情之處，對於被害者家屬的傷痛無動於衷，甚且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標準，絞刑的繩索早該套上他們的脖子。但丹諾為他們掙來了一條活路，而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

這樣一個反社會人格的傢伙都能夠悔悟，令我怔忡許久。那麼，今後我們還能指著誰的鼻子說，「你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你不知悔改」？我們對王文孝是不是太過心急了？

我們都知道，寬恕需要時間。莫非芝加哥綁架案還有第三個啟示？也許，悔悟，也需要時間。

不久前，有個朋友聊天時透露了一個秘辛。他認識一位法官，判過一樁有名的死刑案。多年後，這位法官偷偷告訴我朋友，其實他後悔判了那人死刑。我聽了蠻同情那位法官，因為他可能得默默承擔內心的自責，心裡想必很不好受。

此時再想起這件事，忽覺其諷刺。我們對死刑犯多麼嚴苛啊，「你要認真悔過，我們才原諒你喔！」但法官判錯也不悔過，我們倒充滿了體諒。我想，悔過也不是容易的事吧？越大的過，越難悔。踩到人家的腳很簡單，「歹勢。」但是把人家殺死了，那後悔……或許是說不出的吧。自私卑劣的死刑犯可能說不出，高潔廉明的法官也可能說不出。

在我看來，丹諾贏在訴訟策略，而不是贏在結辯的反死刑論述。丹諾比較接近宗教情懷：「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但是，從心理層面來看，人們之所以寄望死刑，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他是從「準被害人」的角度在考慮死刑問題。

我不禁想起一個熟悉的故事：「中山狼」。

東郭先生路過中山國，在森林裡遇見一隻狼。狼被獵人追趕，求東郭先生救牠一命，他便打開裝書的麻袋讓牠躲進去。直到獵人走了，東郭先生把狼放出來，狼卻說，不如你好人做到底，讓我吃了你吧！東郭先生不從，兩人相約問三個人的意見。

大樹說：人吃了我的果子三、四十年，現在還想砍倒我當柴燒，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水牛說：人用我耕田三、四十年，現在還想殺了我吃肉剝皮，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第三位是個老人家，他怎麼樣都弄不明白事情的經過，只好請狼現場表演一次。狼躲進麻袋裡，老人家刷的一聲束緊袋口，殺了那狼。

有意思的是，東郭先生是墨家。他之所以經過中山國的森林，是因為某國國君請他去講學。墨家，講什麼呢？當然講「兼愛」，「非攻」啦。但經過這麼一折騰，他腦子裡全亂了——這下該講什麼才好呢？

這個故事嘲諷墨家太過天真，笑他們不認識現實的險惡。也許「中山狼」式的考驗，也是反死刑論述必經的叢林？在「準被害人」的位置上待久一點，感覺一下；然後變成一個更深刻的東郭先生，繼續往前走。

４殺就是殺

在丹諾的邏輯裡，恨當然是錯的。報復更是火上加油，錯上加錯。

但我並不是那麼慈愛的人。我還是比較同意蓋瑞‧史賓斯在《正義的神話》裡說的：「雖然我們貶低報復，但報復是正義的核心。寬恕是偉大的，但寬恕把人不公平的置於情緒混亂中，國家的寬厚反而變成對受害者的另一種犯罪。」

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正義流產，非常詩意的翻譯。我料想原文應該是miscarriage of justice，通常我們都不解風情的直譯「誤判」，但miscarriage除了「處置失當」以外，確實也有「流產」的意思。

有人貪污我們會生氣，有人殺人我們會生氣，有人虐待兒童我們會生氣；我珍惜這種憤怒，這種憤怒就是正義感。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接納這種憤怒，而不是貶低之，否定之。大部分反對死刑的影片都會把重點放在罪犯的心理狀態，他的弱勢處境、他鬱積多年的憤恨、他那沒有什麼選擇的人生，所謂「死刑犯的人性面」。但有時候我會不平的想，這豈不是恰好落入罪犯的邏輯？他有苦衷，他需要錢，所以他搶我錢；但他可曾想過，我可能有更大的苦衷，比他更需要這筆錢？犯罪常常是自我中心的，除非是羅賓漢或廖添丁那種義賊，否則往往是弱肉強食，弱勢的殘殺更弱勢的。

《鐵案疑雲》裡，凱文史貝西殺了人被判死刑，他略顯無奈的說：「當人們看著我的臉，他們不是看見我這個人，而是看見犯罪。」這句話初聽時，見山是山：我覺得他說的很動人，事實確實如此。後來想一想，見山不是山：雖然大家的確都是這樣看的，但是，這樣不對嗎？我看著德蕾莎修女的臉，便看到她慈愛的善行，那麼我用死刑犯做過的壞事來認識他、判斷他，這樣很過份嗎？

但再想一想，見山又是山了：反死刑論述之所以需要強調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當人看呀。這不也是罪犯的邏輯嗎？你首先必須不把人當人，然後才殺得下手；無論綁匪殺人質還是我們殺死刑犯，都一樣。我們不敢看死刑犯小時候純稚可愛的照片，就像綁匪不會想要聽人質的生命故事一樣，看了、聽了，手就軟了，拿不住屠刀。

去年我去尼泊爾爬山，雇了一個尼泊爾嚮導。我們一天爬八小時，從有話講爬到沒話講。我跟他搭訕：「尼泊爾有沒有死刑？」

「啊？」他沒聽懂。尼泊爾教育不普及，他們的英文都是自學的。

「如果一個人殺人，他會不會被處決？」「處決」，我用的是「execute」，執行死刑的意思。

「啊？」他還是沒聽懂。那個字眼太大了。

我換個方式說。「如果一個人殺人，政府會不會殺他？」這次我用「kill」。這樣他就懂了，說不會。

他給我上了一課。「執行死刑」，講那麼文雅幹什麼，難怪人家聽不懂！不就是「殺了他」嗎？語言有時候真的是會騙人的，凡是不能、不想面對的事情，我們就為它發明另一個字眼來蒙混遮掩。其實還不是同一回事？

壞人殺了一個人，結果這誘使我們也不把壞人當成人，也殺了他。一樁殺戮繁殖出另一樁殺戮。為了殺一個罪犯，我們借用了罪犯的心態，使自己成為罪犯。這不只是正義的流產；這簡直是，一屍兩命啊。

我開始覺得有些事情在邏輯上被弄擰了。大部分人痛恨犯罪，我也討厭犯罪。大部分人希望惡有惡報，我也認為做錯事的人應該被懲罰。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歧見吧？但是一說「廢除死刑」，大家就嚇得好像監獄大門洞開，壞人全部在街上亂竄。「廢除死刑」又不等於「把壞人放出來」！「廢除死刑」的意思是「繼續把壞人關在牢裡」，不是嗎？

我想起王文孝的死刑執行卷。那是蘇案裡最不重要的一個卷宗，因為它從頭到尾只討論一件事，就是如何把王文孝打死。我以為槍決再簡單不過，但其實得動用十幾個人，大費周章。王文孝被四個憲兵團團圍住，憲兵本來就高，又戴上憲兵帽，更高；只有一句成語可以形容，那真是「插翅難飛」。

結果那是我對於王文孝最感同情的時刻。一張張照片，是死亡的分解動作。死寂的刑場清晨，沒有人講話，只有快門的清脆聲響，喀擦，喀擦。像斷頭臺的利刃驟然落下的聲音，喀擦。

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

他在牢裡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

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

很多人對無期徒刑是有疑慮的。例如那又不是真的「無期」，關個幾十年以後就可以假釋，所以他還是有可能跑出牢籠危害社會。還有，他那麼壞我們還花納稅人的錢養他，為什麼不打死他比較省錢呢？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綁匪的邏輯。「人質可能會逃跑，守著他多麻煩，現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長夢多。」「撕票吧，不要留活口，這樣每餐還省一個便當。」對綁匪來說，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錢比人命重要。對我們來說呢？也是方便和省錢比較重要嗎？

擔心他出來危害社會，為什麼不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

很多人對死刑是有好感的，因為死刑有教化社會的功能。雖然我也可以舉出實證研究來反駁，但我寧可說：就算真的有，那也不是理由。殺雞儆猴本來就是不對的。殺雞只能夠因為「雞該殺」，不能因為「要殺給猴子看啊。」如果雞會說話的話，雞會問：「那為什麼不殺猴儆雞呢？」

有人認為，終身監禁並不好受，說不定罪犯還比較想被判死刑，求個痛快。但這是刑罰，又不是獎賞，何必投其所好？我們對罪犯採取某種處置，是為了增進社會福祉，既不是為了故意折磨他，也不是為了刻意取悅他。何況有的人本來就被判無期徒刑啊，我們也很少聽見他們說：「我不要，我要被判死刑。」

５決戰點：夠了沒？

我們面對的不是「壞人該不該罰」的問題。大家都同意壞人該罰（除了丹諾以外）。我們面對的是：罰他要罰到什麼地步？死刑還是終身監禁？

想像一個你最討厭的罪犯。如果他戴上了手銬腳鐐，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但卻恰好落在你手裡，你會不會殺他？

唔，我想，我不會。有些人會跟我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你一定會至少猶豫一下。這一點遲疑，就是我要講的東西。

如果這壞人正在「跑路」，警匪槍戰，而警察碰巧把壞人打死了，那我沒意見。因為壞人對於警察與路人的身家性命，都造成威脅。可是如果警察已經制服了歹徒，還可不可以把他打死呢？不能。

如果他拿槍指著我的頭，但是我們卻在一陣混亂裡，兩人搶起槍來了；我緊張、害怕、激動，我可能會想盡辦法殺他，因為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那是正當防衛。但如果他已經被綁住了呢？如果他已經失去了殺我的能力，我卻還殺他，那是防衛過當。當罪犯已經入獄、失去了危害社會的能力，我們卻還透過公權力來殺他，那也是防衛過當；或者，其實就是殺人。我們沒別的選擇嗎？有啊，把他關起來啊。

我的論點不是他不該死。

我的論點是我們不該動手。

我們終於來到死刑辯論的決戰點：到底怎麼樣算「夠了」？我們對於罪犯處置的極限在哪裡？

從前，判死刑是不夠的。得凌遲，得腰斬，得五馬分屍，大家還興致勃勃的圍觀。但是越到近代，我們對「殘忍」的忍耐度越來越小。現在死刑用電椅、用毒針、用槍決，我們仍覺得不忍卒睹。同樣一件事情，以前不算殘忍，現在卻被視為殘忍，可見「殘忍」的概念是社會建構的，「殘忍」的標準是浮動的。

殘忍不容易定義，但可以迂迴的試著逼近。當代的死刑用槍決、注射毒針或電椅，而捨棄了斬首、絞刑或毒氣室，是為了避免殘忍，不要讓犯人承受額外的痛苦。支持死刑的人常常強調，現代的死刑已經很人道了，我們為他找了一個最不痛苦的方式，已經仁至義盡。也就是說，同樣是懲罰，如果能夠節制至最低限度，那是仁慈；如果過當，那就是殘忍了。

「過當」！是的，就是「過當」。既然無期徒刑已經足以達成隔絕的目的，那麼死刑就是「過當」，就是殘忍。我看王文孝的死刑檔案會感到不忍，不是因為他不壞，而是因為，那是一個社會「過當」地執行其集體意志。

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

我說：「當我們過度懲罰罪犯，人們連看都不敢看。」

我們太低估死亡了。我想起Toshi Kazama，那位清秀溫文的攝影師。他是日本人，現定居美國，花8年時間造訪數座監獄，拍了一系列少年死刑犯的照片。美國有的監獄用電椅執行死刑，有的監獄用毒針。用電椅的監獄說：我們比較人道，因為電一下很快就死了，不痛苦。用毒針不人道，因為一共要打三針，歷時15分鐘，時間太長了。但是用毒針的監獄說：我們比較人道，用電椅不好。用電椅，犯人的眼珠會迸出來，而且你看到電椅底下接到一個桶子有沒有？因為犯人會大小便失禁，桶子就是用來接排泄物的。說到這裡，Toshi直視全場，問道：「哪一種殺人的方式會是人道的？」

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Toshi說，電椅有兩個開關，一個有連上電源，一個沒有。執行死刑的時候，兩個人一起按下開關，沒有人知道是誰按下的開關把犯人烤焦的。兩個開關不是機械設計上的需要，而是執行者需要分攤責任。

殺戮豈是這麼容易的事！「人人皆曰可殺」，是因為我們不必自己動手。如果是這麼替天行道的事情，大家怎麼不搶著做？好萊塢電影可以輕易對人開槍，那是因為噴出來的是蕃茄醬。

６超完美死刑

有人會說：「廢除死刑，陳義過高，太理想了。你看報紙上那些壞人，想想他們做過的事情，想想他們造成的傷害，槍斃他是便宜他。有些人，實在是罪大惡極啊。」

誰呢？如果現在做民調問大家心目中的壞人，陳進興一定名列前茅，甚至可能十年之內都不會再有小孩子叫做「陳進興」了。但是誰記得陳進興還有兩個同夥？他們不壞嗎？陳進興做的壞事，他們也都做了啊。只是因為陳進興最晚才死，媒體聚焦又聚焦的的結果，他就變成最壞的了。我不是要為他辯解說他不壞；而是要指出，這「壞」是如何因緣際會地透過媒體折射出來。

如果你還沒想起來的話，提醒你一下，那兩個人叫做林春生與高天民。很陌生了吧。

誰是壞人？比較近的例子是陳金火。他殺人又吃人肉，喪心病狂，夠壞了吧。當媒體為陳金火冠上「台灣食人魔」封號的同時，夠仔細的人會發現，「吃人肉」一事，從一開始就沒有證據。他落網時，瓦斯爐的鍋子裡有肉與碎骨頭，但骨與肉一旦煮過，DNA已經被破壞，無法判定是人還是其他動物。自從陳金火一落網，台中縣警察局長就對吃人肉之說持懷疑態度，因為鍋子裡的骨頭切面整齊，像是用剁的，但屍體上卻是刀切的痕跡。連檢察官也表示，沒有具體事證，難以證明他有吃人肉。

但媒體不管，還是照樣稱他為食人魔。食人魔陳金火。

吃人肉之說到底哪裡來？陳金火自己說的。他的自白能不能採信？為陳金火做精神鑑定的小組成員表示，他們不是測謊專家，無法判定陳金火說詞真假，只能夠肯定他沒有精神病。

但媒體不管，台灣有食人魔，這實在太有趣了不是嗎？他們紛紛這樣形容：「驚悚情節宛如電影《沈默的羔羊》翻版」。漢尼拔一角已確定由陳金火飾演，還缺一個茱蒂佛斯特，為陳金火做精神鑑定的心理學家陳若璋雀屏中選。雖然她不是FBI，但是她也是女的，行了。開麥拉！

如果我指責媒體扭曲，媒體會說：「他自己承認的。」但是，警察、檢察官、心理學家對陳金火的供詞都持保留態度，一審判他死刑的法官也說吃人肉的部分沒有直接證據；唯獨媒體全心擁抱那單薄而反覆無常的自白，其理安在？與其說陳金火可信，不如說媒體實在太喜歡《沈默的羔羊》及其戲劇效果了，所以見獵心喜，情不自禁！

而陳金火「承認」了什麼？在審判中，陳金火說那肉是廣德強煎給他吃的，他不知道那是不是人肉。他「承認」的是：他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可能」吃了人肉。但媒體不管，還是照樣稱他為食人魔。食人魔陳金火。食人魔陳金火。多講幾次聽起來就像真的了。

這就是「食人魔陳金火」的誕生。可以想像的，要票選惡人的話，陳金火會上榜，但沒有人會記得廣德強——除非他說他吃過唐三藏的肉，那就把陳金火比下去了。

陳金火殺了人。他當然不是什麼好東西。陳進興也殺了人，他也不是好東西。假如在我的太陽穴貼上電極，可能會發現我早已變成巴弗洛夫的狗，一看到「陳金火」或「陳進興」的名字，就出現緊張與憤怒的反應。沒辦法，這就是制約啊。但當我們說某某某罪大惡極，那裡面究竟有多少是事實，而有多少是媒體折射再折射以後所形成的制約反應？

我同意我這樣討論死刑，確實「太理想」了。我談的都是「超完美死刑」：沒有誤判、沒有程序失當、確實惡性重大、且毫無悔意。我好像站在一個沙灘上，而討論一粒沙。其實讀過《雖然他們是無辜的》就知道，討論死刑怎麼能不提到誤判？

那些事情，該怎麼說呢，就是觸目驚心吧。有一個叫亞當斯的，在公路上搭人家便車，那個駕駛槍殺了一個公路警察，但誣賴說是亞當斯殺的。結果亞當斯被關了12年，而這12年間，那個真正的殺人兇手不僅逍遙法外，還犯下了竊盜、綁架、持械搶劫與殺人罪。有一個叫米勒的，因謀殺被判死刑，排定時間以後，又得到上訴機會而暫緩；結果5年內他一共面對了7次處決日期，其中一次只差七個半小時就要執行了，幸好他每一次都及時拿到暫緩行刑令，最後終於證明，人不是他殺的。一個叫做麥洛弗林的，冤枉入獄時19歲，後來重獲清白並且得到冤獄賠償。他說：「如果本州有死刑的話，我現在早化成了灰，放在媽媽的壁爐上了。」最恐怖的是，《雖然他們是無辜的》最後說，這些人之所以能死裡逃生，都不是靠司法制度，而是靠運氣。

誤判，那麼多的誤判！正義習慣性的流產。邏輯上，誤判不是反對死刑的好理由。但是實務上，誤判是反對死刑最有力的理由，死刑支持者最大的惡夢就是誤判。關錯人可以賠他一筆錢，殺錯人可怎麼賠呢？

我們會幻想，死刑那麼嚴重，法官一定會格外謹慎。如果不是罪證確鑿，怎麼會判死刑？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有時候正是因為案子很大，大家都希望看到有人為之付出代價，於是證據法則、無罪推定，反而鬆懈了。這時候，誰被帶進法庭，誰倒楣。《雖然他們是無辜的》裡面那個搭便車的亞當斯就是這樣：被殺的人是警察，所以大家都想把兇手判死刑；可是那個駕駛還不滿十八歲，就算起訴他也不能判死刑，於是已成年的、「可以被判死刑」的亞當斯，就倒大楣了。

根據《雖然他們是無辜的》，美國死刑的誤判比率約是七比一。《經濟學人》比喻道，如果一款飛機每七架就要摔一架的話，它早就該停飛了！

那說的還是美國的司法水準。台灣呢？

前年一年，台灣執行了7個死刑。「7個？這麼少！」但是台灣代表出國開會，別的國家聽到我們一年執行7個死刑，嚇得臉都綠了。

陳進興一輩子也沒有殺7個人，我們已經認為他很壞很壞。據稱具有民意基礎的死刑制度，一年就打死7個。——而那7個裡面有幾個罪證確鑿？有幾個在程序上毫無瑕疵？有幾個獲得像樣的辯護？有幾個真的罪無可赦？有幾個毫無悔意？有幾個永遠不可能悔悟？

可疑的審判品質，動輒喊殺的輿論，薄弱的公設辯護人制度；那7個死刑……我想都不敢想。我只能說，不反對死刑或許還有理由，但是不反對台灣的死刑，那才真是罔顧現實，「太過理想」了。

７痛苦但高尚

倘若我們集體決定放棄了死刑，我將說那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尤其是當我又想起古怪照片簿裡大卸八塊的女子，肚破腸流的女子，頭被打扁的亞裔女子。但是，那也是一個高尚的決定。

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

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

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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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適當」? 

甚麼時候我們該勒住集體的憤怒，讓惡不以正義為名被行使

面對這個沒有人能完全理性討論的議題，甚麼又是最重要的爭點，該說服和諒解彼此甚麼?

都是我們應該更認真思考的議題。

“废除死刑真正的基础其实是怜悯,一个情感的,而至少不全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一篇個人覺得很在理的文章

苏力：俯下身，倾听沉默的大多数

不管法律人喜欢不喜欢,我们从近年来的一些涉及死刑的案件中都已看到,基本是普通民众——有喧嚣的但更多是沉默的——其直觉在引导着并大致规定了法律的裁决。这是中国的普通刑法与民事法律实践和中国法律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朱苏力：俯下身，倾听沉默的大多数

死刑案件以及由此而来的死刑废立问题是很难让人心平气和地讨论的。民间讨论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针对具体案件,而一旦上了网络,更趋于凸显情绪最激烈的表达；意见双方也缺乏基本的信任,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用自己的坚定信念来裁断对方的立场。但这种情况无论好坏,都是我们面对的真实情况,法学界必须正视,力求以建设性的说理方式,避免以意识形态的表态方式或伪装为科学、技术话语的意识形态方式,讨论这类问题。

不要简单贬斥死刑

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正视死刑,而不能简单贬斥死刑。这么说是因为法学界有不少学者,包括许多学法律的学生,都大大低估了死刑的生物基础,自然情感基础,因此也是社会基础。出于善良愿望,即使不把死刑本身视为恶,他们也常常把死刑存废看成一个纯伦理或文化的选择,似乎只要法学界集体努力,自己先相信了,然后就可以说服民众,或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政治决断,就可以废除死刑。

不少法律人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自身法律知识和法治理想的骄傲和道德优越感,听不出,因此也就谈不上尊重,民众常常以激烈语言和情绪表达他们认定的天理。更糟糕的是,许多法律人也因此没有能力或不愿努力直接面对深深扎根于人们内心的复仇本能。对死刑,他们好像也给了一些理论分析,其实和普通民众一样,差别只是站在了不同立场上表态。当然也有法律人不急于废除,但不是基于对民众的理解和对死刑的相关利弊的分析,只是出于策略考量,他们只是暂时“迁就”民众,而这背后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或者说,不平等待人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在死刑问题上法理的贫困。一遇上引发社会热议的案件,除了表态,法律人从未给出多少令人信服或至少会让人予以考量的理由。

就一般的反对死刑而言,法律人给出的理由大致有:其一,断言废除死刑是历史的潮流；其二,作为支撑,列举多少国家已经废除死刑；其三,引证诸如贝卡利亚这样的法学家的废除死刑的言辞；其四,选择性引证某些可疑的研究成果,说死刑没有震慑犯罪的效果；其五,言之凿凿地断言终身监禁比死刑惩罚更严厉；其六,死刑可能错杀人,为避免错杀,就应废除死刑等等。而所有这些理由,无论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无论是法学教授或者是普通民众,没有谁真的能看到什么历史潮流,有没有这个潮流可能都是个问题。注意,所谓历史潮流其实是近代人类相信社会不断进步而构建的一个形而上的支撑,即人类将不断趋于完善。问题是如果有人不相信有这个潮流怎么办?信念本身是不可能战胜信念的,除非承载这个信念的人是大多数。但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历史潮流的说法与这些法律人主张废除死刑的另一个形而上的支撑或基础,自然法、普世价值、人权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然法、普世价值或人权这些说法的前提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是不断完善的。因此,这两种理论从骨子里就是不兼容的。由此可见,这些法律人或学者并不在意自己主张的内在逻辑是否统一。由此也可见,他手中的底牌并不是什么历史潮流,而是他的信念或希望。有信念本身也不是问题,只是这样讨论,就惹出了问题:你隐含的居高临下,你的道德优越感,你流露出来的仿佛有同真理的合影,好像同某个领导的合影一样,很容易令普通人反感。事实上,没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准备严格按照真理生活的——即使我们到目前知道的最确切的“历史潮流”或“自然法”或“真理”之一是每个人最终都将死去,甚至包括整个人类,我们还是会反抗死亡。

用某些外国废除死刑来做例子,同样没有必然的说服力。人到了一定年龄后,更多是按照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不是看着别人生活的。我们无法让张国荣的狂热崇拜者成为同性恋,也不可能用世界上异性恋占了绝大多数来说服张国荣变成异性恋。榜样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

至于引证贝卡利亚等少数著名法学家的言辞,有说服力吗?除非你认为他有说服力。我还引证孔子和圣经呢,能说服主张废除死刑者吗?贝卡利亚凭着什么就豁免了错误的判断,同真理站到了一起?在这些需要并能够独自获得经验支撑的问题上,一个成年人接受或不接受某个论断常常与论断者的声望无关,有关的更多是这个论断是否符合接受者的感觉和判断；因此接受不接受某个论断都一定是选择性的。不是论断者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谁是我愿意引用的论断者。引证亚里士多德或杰弗逊都不可能让我接受奴隶制,尽管我可能接受甚至钦佩他们的其他论述。

死刑肯定不能震慑全部暴力犯罪(反恐也没有杜绝出现新的恐怖分子),甚至不能震慑许多非暴力犯罪(否则怎么会有贪官前赴后继呢)。但问题是有哪种刑罚能震慑所有的暴力犯罪甚或犯罪?坦白地说,这类研究是有的,但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条件。只把结论搬过来,把研究者的限定条件全丢一边,这不叫学术,这叫“忽悠”。而且,就算极刑不会减少暴力犯罪,从逻辑上看,收监以及其它刑罚也就肯定不会减少,由此而来的结论,是不是就该废除所有的刑罚。法律人都改唱“让世界充满爱”好了?人类之所以长期使用和保留死刑不可能只是前人错了；如果是错误,那也如尼采所言,它们也已在历史的焙烤中变得坚硬,因无法否证,也无法拒绝,而成为此刻的真理了。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不自由,毋宁死”,但真有这种感觉和信念并能够实践的人一定是少数。真实世界中,更多的人相信和实践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怎么能让人相信,那些一审被判死刑的人上诉,是要求加重自己的处罚?律师为此上诉,是铁心违反自己的职业伦理呢?而上诉后法院改判无期为死刑并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如果不是有意欺世,就一定是脑子有问题。

至于死刑是否会出现问题,其实是需要司法慎重的考量。但以此作为废除死刑的理由,不成立,以点概面,不合逻辑,是诡辩。吃饭也会噎死人,是否人类应废除吃饭?监禁更容易出错,是否就应当废除监禁:还别说监禁错了可以事后补偿,其实失去自由同失去生命一样,在绝对意义上,都无法补偿。死刑有可能出错,这一点的真正告诫只是,对于死刑的适用必须极为慎重,一定要事实清楚,铁证如山,裁判者一定要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而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得不出在这些具体案件中应废除死刑,乃至于一概废除死刑的结论。

废除死刑基础是怜悯

如果真要说废除死刑,其真正的基础其实是怜悯,一个情感的,而至少不全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但这种情感并不能独自存在,怜悯的前提是怜悯者自身的绝对安全,居高临下,并且怜悯的对象还一定得是具体的个体。为什么基督教的上帝能怜悯,就因为没人能真正伤害上帝。

我之所以这么矫情或叫真儿,首先是想说,在这个死刑存废的问题上,法律人手中并没有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炸弹或精确打击的巡航导弹,有的只是信念,哪怕包装成了学术。我尊重,但不能令我尊敬,这些信念。光有信念不管用。面对汹汹“民意”,面对每个具体个案的事实,法律人得有能力展开体面且有效果的沟通,即使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在近年来引发社会热议的一些死刑案中,一些法律人不直接面对普通民众的诉求,把自己的信念隐藏于法律人的技巧之中,一方面指责民众“实质正义”；另一方面又试图用技术性和程序性法律包装自己的“实质正义”,想先在个案免除某个罪犯死刑,借此逐步废除死刑。

这类战术有时有效,有些结果也许是有益的。只是,就构建和塑造当代中国社会有关死刑的法律和伦理共识而言,常常不成功。有时还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结果是,法学界和法律人的某些言说常常得不到民众的足够信任,令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法律人很郁闷、很委屈。另一方面,不敢得罪民众,有些法律人就拿法院出气,因为这些法院在某些个案上没接受他们的观点。某些法院因此陷入了双重压力,必须应对前后夹击:民众怀疑法院太容易为法律人所操控,法律人则常常指责法院的判决为民众甚或暴民所胁迫。而在这些个案的社会热议后,有关死刑问题的学理讨论基本上没有推进。攻守双方基本是各自固守自己的道德直觉和信念。

其实,就算是法律人的信念都对,法律人还是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必须在这样的现实中推进。什么叫做转型时期,这就是!你不可能指望立法机关或某个领导人下个决心,就废除或大大减少死刑。法学家可以在其他一些方面指责中国还不民主,但在死刑问题上,中国实践的还真的是民主,立法者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社会中普通人的信念和感受。反过来,如果死刑废立就在于立法机关或领导人的一言九鼎,这还是民主吗?

即使反对死刑的法律人坚信自己恪守的是天理,我认为,首先也必须理解,顽固不化的民众心中恪守的也许同样是天理。法律人一定要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同普通民众展开对话。在这个对话中,诸如人权和普世价值这些词都是唬人的,不可能让人买账。别说什么为天下立心,也别想着什么为未来立标杆,从现在开始,首先就得裁断眼前的案件。

法律人也不可能把所有死刑案中的问题都成功包装为法条主义问题,教义学分析或法律解释问题。近年来不少案件都表明,法律技巧包装只能用于常规的案件,也只能在相对狭窄的法律圈子里,才有效。一旦进入缺乏基本共识,而每个人都有能力判断和表态的领地,就一定会是各说各话,很难交流。最终的结果,不管法律人喜欢不喜欢,我们从近年来的一些涉及死刑的案件中都已看到了,基本是普通民众——有喧嚣的但更多是沉默的——其直觉在引导着并大致规定了法律的裁决。这是中国的普通刑法与民事法律实践和中国法律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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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期末考

• 下週二上午八時十分將在上課教室進行期末考，一切按照學校考試規則辦理，請同學準時出席。
• 學期成績公布前，請勿來信詢問，謝謝合作。

新加坡總理2013國慶演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NZLx1HrNoM


演講內容: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宏茂橋新的工藝教育學院發表國慶演說,首先就從這個地方的轉變,居住環境簡陋到優雅的新市鎮,還有居住在這裡賣菜的林太太一家,引導出整篇演講,說明林家成功的故事是許多新加坡人成功的故事,為了延續成功的故事必須有新的構想來進步,舉了歐洲和中國正面臨的問題,說明世界各國都在改革擺脫困境,新加坡中小企業的問題是依賴外勞,人工短缺,政府有援助配套幫助企業,並各以三首歌形容老闆的煩惱和政府的苦衷《往事只能回味》《我是一隻小小鳥》《月亮惹的禍》和《你知道我在等你嗎?》《我在你左右》《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政府落實新理念新思路,使政策貼近人民意願,切合社會情況改變,,使人人都能安居樂業,還要調整政府民間團體和個人的界線,例如獅子會雷先生收濟分發食品的慈善計畫,政府須優先處理教育醫療住屋的問題,扶貧濟困以維持社會凝聚力,以建國功臣稱呼越來越多的年長者,照顧他們來表達對他們的感激,最後保證大家都能得到照顧,現在要為下一代種樹,使後代能乘涼,期待明天會更好,應為我們(政府)就在你左右。

個人心得:
        國慶日後,有政論節目拿新加坡總理的國慶演說,來對比我國總統的國慶演說,因為國慶日當天聽總統的演講感覺很無趣,還沒聽完就轉台了,所以看到新加坡總理的演講活潑生動,記憶猶新,深深烙印在腦中,尤其是以六首歌來形容企業和政府的心情,不過整篇演講也能感受到政府不斷強調貼近人民,和幫助中小企業、弱勢和年長者是政府的重點,從這篇演講能看出新加坡面臨的很多問題都和我國一樣,社會兩極化,高齡化,居住正義和教育醫療資源的分配,以前台灣也是透過教育使社會階層流動,但是現在也不太看到政府強調這一塊議題,更何況是在國慶演說也無法感受到這些問題是政府重視,且努力應付的,演講中新加坡總理面帶微笑,和聽眾有說有笑,十分親民,一直印象新加坡是個保守的國家,而台灣是比較開放的,但是從國慶演說卻是全然相反的感受。

中國歷史精神 第一講 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 錢穆演說於民國40年春於國防部

<我們該痛切覺悟,我們現在的生命在哪裡?現在的生命即就在過去,在未來.過去的生命在哪裡?在現在,在將來.將來的生命在哪裡?在過去,在現在.>這句話是第一講中錢穆所說到的,拿來做為整篇演講的主旨我想也是十分恰當的.從前我就十分喜愛歷史,或許是基於喜歡讀故事的心,但並未深層的探究何謂歷史,單純的認為歷史只是過去所發生的事,但若我們只有今天而沒有了明天,這個今天,也就沒有歷史的意義和價值.我們一定要有明天的今天,這個今天,才是歷史的今天.歷史就是要我們看這一段人生的經驗,看這一番人生的事業,值從過去透達到現在,在透達到將來.再一次的引用錢穆先生的話是想更精準的表達我的史觀變化.從一個被動吸收轉變成根據所吸收,以期能更透徹的了解今日,更甚著,推斷未來.

當談到史學方法,錢穆先生批判黑格爾,馬克思與斯賓格勒更是令人大呼過癮,但又或許是在未能透徹了解其時空背景下的一面之詞,但套用在背棄本國歷史,一昧追求外國理論的人們,我想已是大大足夠.
        研究歷史,應該從現今尋找問題,然後在過去時代中尋找答案.終歸一句,想要解決現今中國的問題,只有從過去的中國去找尋,正確的史學精神與謙虛,實際的史學方法並用才有可能透徹直指問題的核心.           
演講簡介:民國四十年春錢穆先生應國防部高級軍官組之邀,講述中國歷史,前後共分七次,由台北廣播電台台長姚善輝先生派員錄音,事後再做整理所編成.並從中國歷史的角度詳述政治,經濟,國防,等標題與錢穆本人對於中國歷史之評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