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
領導人的修辭和公共生活的關聯,在於其能否迎合他的聽眾,並深入聽眾的心。再來是能不能藉由他的演說,來達成影響公眾價值觀的效果。
伯里克里斯的聽眾是死者的家屬,是因為戰爭的犧牲而感到悲痛的雅典人民,作為一個最高領導,當他說戰死的英雄的勇敢,是輪不到他來決定,識自證自有時,這些聽眾的心早就被抓住了。而他闡述雅典的獨特,也再次激起雅典人的自身優越感,他闡述的戰死的驕傲與榮耀,也讓雅典人繼續投入戰場。從他鋪排他演說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演說者的修辭與公共生活的關聯,優先在其能不能進入聽眾的心,再來是能不能形塑出大眾的價值觀,進而影響人民對於公眾生活的看法和態度。
2.
我會因為他的演說加深支持繼續戰爭。要不要支持戰爭,真的就是愛不愛國最直接的象徵,而愛不愛國,在於對這個國家的生活方式,對這個國家所保障給人民的權利,是不是於人民所接受、熱愛。而伯里克里斯的演說,很清楚地陳述出雅典領先其他程甚至全世界的政治制度,告訴人民,只有雅典可以給雅典人自由決定自己事物的權力,不管其到底是不是真民主,我相信我心中的優越感和驕傲會被激起。他的威脅也很到味,藉由說明斯巴達的好戰和沒有教育,讓人民知道打輸了的代價,是要接受一個他們不能想像和接受的生活方式。最後,透過他的演說,甚至一種新的至高無上的榮耀也被形塑,為了國家未來犧牲成為應該被追求的事。
他成功形塑出雅典的民主,成功形塑出雅典的法治,讓我重新意識到我所擁有的生活不是理所當然的,它相較之下有多麼美好,如果我不戰鬥,我就要接受一個好戰、沒有教育、文化、自由的城邦統治,在犧牲是這個崇高且榮耀的事時,我當然會支持繼續戰爭,我自己也會投身戰場。
<二>
假設多元的社會,價值觀多元,讓人民有機會有自己意見,這樣民主和自由 的內涵,是經過了這麼多年歷史的演進,我們發現比起不容異己的君主制更好的價值時,我認為對於想要破壞容忍的人,我不能容忍。
我認為容忍是有底線的。要容忍,就代表我們承認他或許和我的想法相衝突,但1.他有可能是正確的,2.他如果成為主流價值觀,對於社會和我們認為的重要的人民權利有沒有威脅。就像殺人者沒有人能夠容忍,因為太絕對了,他絕對是錯誤的,他甚至剝奪了別人的生命權;而意圖完全抹殺容忍的人,對於努力追求自由和多元的我們,絕對是錯誤而沒有必要讓其繼續發展的。更何況,假設它有機會成為主流價值,那我們花了那麼多年,那麼多犧牲才換來的自由也會被破壞!面對這樣過於絕對、錯誤,會帶來對重要價值巨大破壞的主張,我個人沒有辦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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