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一:
一位領導人在發表一篇演說時所必要關心的是「這篇演說想要達到的目的為何?」是想呼籲選民支持一個法案?支持對外戰爭?還是反對他的政敵?而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發表演說時,雅典還在與斯巴達進行戰爭,這時是不容允許有任何打擊士氣的言論出現的。很明顯的,伯里克利在演說詞中刻意避開對陣亡將士的哀悼,反而稱頌他們的犧牲,並反覆的強調雅典之於其他希臘城邦的獨特性和與之併生的責任,藉由鼓吹民眾去相信他們是為了一個偉大的城邦、獨一無二的雅典而戰,而去達到提振士氣繼續戰爭的效果,這跟聖戰的概念是有些相似的,回教徒相信自己的戰爭行為是為神而戰,而為神戰者必將獲永生,雖然不盡相同,伯里克利也想營造出來此一聖戰相似的氛圍,而他成功了,如果我是當時的雅典人民,我會繼續支持這場戰爭,但我會支持的原因除了是「為雅典而戰」此一崇高的理想外,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如果雅典失去了他的領導性、如果投降後雅典不再是雅典,那我們還能以身為雅典人為傲嗎?」,而基於此考量我會繼續支持雅典的對外戰爭,正因為我想繼續作為一個獨特的雅典人才不能反對。
問題二:
我認為看事要能分辨「孰可忍,孰不可忍」,自身的事如人際相處等有時是需要忍的,以期避免無謂的爭端。但如果今天事情牽涉到大眾的利益、群體價值觀甚至是國家政府的問題,那我們能夠容許自己視而不見嗎?我想是不能的,正因有國才能安家、家安才產生了個人選擇的問題,如今我們有了選擇,卻選擇去無視、對這個孕育自己的社會視而不見,這就像對生育自己的親人不聞不問一樣,不是很荒謬嗎?如果有一天國家裡沒有人願意去關心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那我想這個國家本身已形如虛設、與毀滅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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